如何判断新闻稿件的社会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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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司法制度决定司法工作的效果。全国政法委书记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政治性、人民性、法律性的本质决定了司法工作中不能搞“三权鼎立”,片面强调“司法独立”,必须坚持“三者统一”。必须坚持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不折不扣地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法机关的贯彻落实;必须全力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确保国家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笔者对此不能全面认同。从的讲话中,笔者认为无论是政治效果、社会效果还是法律效果其共同的内在追求均为公正、高效、权威。这是三大效果有统一可能性的基础。而在这三大效果中,由于追求每一方面效果的侧重点和工作方法不同,其各有区分。笔者认为,政治性是司法工作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前提;社会效果是其最根本的追求目标,是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的最终目的;而法律效果则是最明显的效果,是实现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力手段。

  党的事业至上,要求司法工作追求良好的政治效果,就是通过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制度,维护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安全,维护人民利益,服务社会大局,保障党的事业顺利进行。中国作为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领导者,毋庸置疑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者,因此追求最大化的政治效果也是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的内在追求之一。然而政治和法律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让法律成为政治统治的附庸工具还是成为制约政治权力膨胀的监督工具的争论,即是要人治还是选法治,在政治法律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贯穿始终。在我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自韩非子法家主张被秦王采纳起,便开始了人治社会的开始。《韩非子-定法》记载:“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于慎法,而罚加于奸令者也……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不是为民谋利,而在于用法治来加强君权统治和实现富国强兵,带有极强的功利色彩。即法仅仅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工具。而同时代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是非曲直。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法律是正义和理性,是为世人所公认的公正无偏的权衡,所以法律也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是制约政治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和作用在于城邦人民的正义和善德,在于谋求公共福利,而非强化执政者的政治统治。可见我们在司法工作中追求什么样的政治效果是处理好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关键。

  如前所述,中国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领导者,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明确表明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因此坚定党的领导是开展司法工作的前提和大背景。然而权力的本性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制约,权力就会无限膨胀下去。因此笔者认为,在追求司法独立、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坚持党的领导绝不是指以党代法,以言代法,领导各项具体的工作,而主要是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等大局面大方向的领导,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指导下独立地开展司法工作。有了良好的法律效果,维护了个案公正和社会公正,也就保障了人民的利益,保障党的事业顺利进行。无论采用何种具体工作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为维护社会的公正稳定与和谐。因此司法工作应当也只能在党的思想领导这一大前提大背景下,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

  人民利益至上,要求我们司法工作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司法工作中所追求的社会效果主要是社会公正、和谐与有序。社会主义司法工作就是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以民意民需为原动力,在具体司法工作中即实现个案公平正义,又兼顾人民群众对司法结果公正权威的认同,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的因素。法律的最初目的是维护社会的秩序,其最终目的也是维护人民利益,包括统治阶级的利益、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尤其是后者更是现代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层次、最集中体现民意的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必须充分听取民意民声,最大程度地维护人民的利益。从立法上保障人民的利益至上,则在具体的司法工作中依据这些法律裁判,才能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在追求社会效果时,如何处理现有法律与新生民意的关系也是现代司法的一个难题。

  良好的法律效果是司法工作的首要追求。在讲求民主法治的国家里司法工作的法律效果首先便是公正、高效、权威。法律效果作为司法工作的首要追求目标是其内在本性决定的。在司法工作中确保良好的法律效果最根本的就是树立宪法法律至上的法治理念,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独立适用具体法律解决社会矛盾,既实现个案的公平正义又实现法律对社会的内在影响。法治是一个制度范畴,任何现代法治都内含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制,意味着国家机关任何公权力的行使必须服从法治的基本原则。因而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而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权。强调宪法法律至上,就是要强调“法大于权”,否认“权大于法”。我国现行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合格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那么,既然从法治要求司法独立,那么能否实现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或者说何以能将法律效果的实现作为实现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手段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的国体、政体和施政模式所决定啊,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宪法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宪法是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表现为法律文本的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是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的制度表达。而中国又是中国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和保障者。两者在根本利益上是统一的。遵守和执行宪法法律,是按人民意愿办事,也是贯彻党的主张,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保障。主张宪法法律至上,追求司法工作的最律效果,实际上是在主张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同样主张党的事业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也必然要求宪法法律至上。因为在法治国家宪法法律是党的事业与人民利益的最高程度的保障。如果司法工作中连最基本的法律效果都达不到,也就无从提及实现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

  由这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中不难可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工作是完全可以实现三大效果的统一,一箭三雕。同样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要获得更大的收益,其实现难度也就越高。在理清并明确了三大效果的关系之后,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在具体工作中去实现这个目标.

  俗话说说者容易做者难。这句话同样也是我国广大司法工作人员的共同感慨之一。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随着经济、社会和思想理念的不断变化发展,我国司法改革也随之不断地推进和发展,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在具体司法工作中仍然是困难重重,独立公正的司法体制既存在制度保障上的缺陷,又有思想认识上的不彻底,还有司法工作人员良莠不齐、领导干预、行政干预、媒体干预、民意膨胀等各种各样的外界干扰因素。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初级阶段,这些干扰因素一方面可以从反面推动司法工作的发展和完善,但若处理不当,也将冒有将我国的司法独立扼杀在摇篮之中的危险。借用一位老师的话说:现在公正、独立、权威的司法理念在很多地方仍然是“写在至上,挂在墙上,没在心上”。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必须真正切实地保证独立、公正、权威、高效的司法工作,至少是在现有法律之下,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维权。笔者认为,在实现这一必须的目标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进。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意识对社会实践有能动的反作用。要想建设法治国家,首先要从思想上树立真正的法治理念。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人民连法律都不相信、不尊重,怎能期望这样的国家能建设法治国家,期望人民能用法律维护权利和利益呢?正如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如果不从宪法的高度保障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合法私有财产,也必将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这是由市场经济的本性决定的。众所周知,我国从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到今天的民主共和国,一直缺乏深厚的法治法律土壤,尤其是在私法领域。虽然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法治工作的速度和深度在不断推进,但传统社会的权利观念、人情观念仍深深刻印在我们身上。另一方面我们也接触和学习大量西方的法治思想和法律方法,移植了大量法律,并且在加大培训自己的法学法律人才。但是笔者此刻想到的是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鉴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西方法律形成发展的源长久远不同,我们在学习西方法治经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必须学会区别对待,不能将西方的法律全盘植入。应当学习他们对法治的尊重和维护,对法治至上的坚定信念,而不是复制其具体的法律工作方式。这也是在未来法律全球化之下要慎重小心的地方。笔者认为我国法治理念的宣传,司法制度的改革、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工作是以上层建筑主动积极地自上而下推进的模式进行的,这种模式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在现阶段国民法治理念仍不深厚、司法工作仍有诸多实施困境的情形下,必须也只能采用这种模式来加快我国法治建设的速度和深度。因为,首先我国上层建筑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一致的。其次我国基层民众的法治理念还较淡薄,反而法律灰色思想颇具风气。笔者曾观察过一些基层民众群体,他们认为学习法律首先是不会也不怕吃亏了,再者可以学会如何规避法律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等等。当然这与我们的历史遗留有关,非朝夕能改过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执法工作、司法工作不力和法律宣传不当的负面影响。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目前社会结构中缺乏中间层——市民阶层,这也是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原因所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社会领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什么样的社会意识。西方的法治建设是与其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步深入的,众多法学家也出生于市民阶层。因为经济体制的不同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我们在借鉴西方法治建设经验时必须以具体国情为根本出发点,绝不能生硬得那外国人的高鼻子直接安在我们的黄平脸上,如邯郸学步最终失去自我。

  但随着法治理念的深入,必须将法治理念有效地推进基层,不能一味地搞“精英法律”,而是要逐步建立“公民法治”,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打下坚实的基础,建立起能解决中国人民问题的司法体制,保障保障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人民喜欢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社会安定有序,执政党的地位也将更加稳固。在司法工作中也就更容易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因此实现三大效果的统一必须先从思想上将党的目标和法治理念统一起来。

  制度是最有力的保障。在国家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契机之下,必须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

  我国的司法机关只包括审判机关——人民法院,检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中,要真正落实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监督与被监督的指导关系,改变纸上指导实际领导的情况。目前,一些基层人民法院将有些棘手处理的案件裁判提请上一级法院指导裁判意见。笔者认为如果完全按照上一级法院的指导意见裁判,则无疑大大损害了上诉人的上诉利益。因为,我国实行两审终审制,上述做法相当于某案件的二审法院对此案已形成裁判意见,只不过借一审法院之手表达出来而已。这样上诉人因上诉而可能取得的更大利益或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机会便名存实亡了,而且在基层群众中各地社会风俗各不相同。因此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要最大程度的独立办案,一方面保障上诉人的上诉权利有真正的实现可能行,保持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也结合当地实际社会风俗做出裁判,更高效地解决纠纷矛盾,增加社会的和谐因素。

  人民法院在具体工作中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下开展司法工作,首先就从程序上,至少在表象上保障公民的平等、公正的诉权和诉讼适用程序,有利于当事人从心理上服判,有利于司法工作取得更佳社会效果。公正、有效、权威、和平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纷争,稳定社会和谐秩序,使人民真切感受到中国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司法工作真正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这无疑将会大大巩固人民对党的拥护,坚实党的执政之基。因此公正独立的司法工作不仅不会威胁党的事业的发展,反而有利于实现党的事业。

  司法工作中追求政治效果,必须慎重处理行政权力与法律制约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公法领域中如宪法领域、刑事领域等。国家权力的强大与个人绝对弱势的对比之差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居中裁判者,司法工作人员在维护国家和被害人利益的同时,要倾向保护被法律追究责任者的基本人权和合法利益。法律不仅是惩罚犯罪之术,更是维护和保障任何公民合法权利的最有力途径。违法犯罪人在受到法律的追究责任之后仍然是合法公民,其基本人权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绝不能任意践踏。作为继续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家加入的《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公民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与文化权利公约》都明确表明了人权保障的重要性和基本内容。只有尊重并有效保障人权才能真正收到公平正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实现法律的目的和价值追求。(案例毒树之果)

  我国现行宪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据此建立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之间分工、配合、制约的关系。此处笔者就其中的某些方面加以探讨。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监督机关,监督人民法院的具体审判工作。也正因如此必须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明确区分,首先便是办公机构地域上的分离,继续实行发件分家。如果说法检一院办公或毗邻一起,这首先就会给当事人尤其是刑事被告方带来某些心里担忧,即可能得不到法院的公正审判,尤其是某些“官官相卫”的事件和思想更加重了这种忧惧。试问当事人在诉讼开始之前就先行排斥人民法院,又怎能让其轻易服判,相信法律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在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之间的关系上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即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案件,如果法院受理之后发现证据不足,事实不清,需要补充侦查。此时人民法院是应当直接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延期审理;还是应当根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因无法认定被告人有罪而直接做出无罪判决呢?

  笔者认为司法工作中人民法院作为一个独立的居中裁判者,必须遵循基本的审判原则,坚持宪法法律至上。笔者认为上述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在不符合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严格条件下就应当对被告人做出无罪宣判。而不是将案件擅自退回人民检察院并建议其补充侦查,延期审理,更不能以非证据事实来断定案件。否则在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强强联合之下,被告人的人权保障将无从谈起,形同虚设,法律也不再是公平正义的化身。当然,在我国目前检察工作不力、冤假错案时常发生的形势下这样做必定会冒很大风险,即很多犯罪嫌疑人会因人民检察院的工作不足而逃脱法网,但是这同时可以有效地防范是无罪之人受到法律不公正的侵害,并促进人民检察院提高自身的公诉能力和效率。美国官……认为,错放一个犯罪之人比惩罚一个无罪之人要好的多。因此要建立起真正公平独立的司法体制,首先要力保法院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是刑事司法领域改革的方向之一,这也与我国正实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符合。

  我国法律规定了人民陪审制度,人民陪审员在审判中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力。从这些规定看,我国人民陪审员在实质上有着比西方陪审团更实质的权力。然而目前我国的人民陪审制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其设立的初衷是否真正地实现了?法律明确规定群众参与法院的审判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在法院审判工作中,法官因为其职业思维和生活模式可能会与社会生活有一定的距离,并不全面了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源自人民群众的陪审员则可真实地理解案件纠纷点,了解当地的生活习俗,找到更有利于当事人解决问题的结案方式。

  据笔者调查了解,许多基层人民法院的陪审员多为高校教师、社会经济精英等有一定知识能力和法律基础的人员。既然有这么好的陪审员,却为何没有充分发挥出人民陪审制的优势?笔者认为既然人民陪审员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力,就应该积极充分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尤其是在事实认定和解决方式方面,而非在法庭上滥竽充数,法官应当尊重人民陪审员意见并予以合理采纳。司法工作要想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必须充分利用人民陪审制度的优势作用,探寻更多有利于个案公正和社会和谐的因素。

  在司法工作中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追求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大统一,这就要求有一批高素质的职业法律人群体来实施法律、发展法律。要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有敏锐的政治嗅觉,优秀的法律素养和技能。培养职业法律人首先就是司法工作法律效果的明显提升。经过职业理念的熏陶和职业思维的锻炼,职业法律人会更加忠实于法律,在党的思想领导之下,具体通过司法工作这一具体手段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党的事业,实现党的目标,,不能维护并实现法律的公正权威。建设职业法律人团队并不是说死板的事事唯法是尊,照本宣科,不能因时而变,因人而异。

  另一方面,从功利的角度讲,我国缺少对司法人员的有效激励机制,导致司法人员徇私枉法,以权谋私,无所事事的不良社会效果。因此在高度要求职业法律人的同时,应同时建立一套保障其履行职责的激励机制,是很有必要的。

  当今社会,媒体、民意对司法工作尤其是司法独立性的(干扰)影响逐渐加深,甚至迫使法院改变其原判决,典型的如“许霆案”。不仅中国司法如此,外国司法同样受到媒体的影响,如美国的“洛杉矶骚乱事件”。媒体介入司法、民声进入司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加大了司法工作的透明度,对司法工作有很大的监督作用。然而司法工作本质上是要求独立进行,不受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扰。因此,如何处理媒体、民声于独立地进行审判诉讼,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至关重要。

  笔者认为,司法工作中应当让媒体适当地介入,扩大司法透明度,并为社会监督法律的适用和效果提供良好的平台。但是媒体的介入必须在法律的许可范围内,尊重并遵守法律规则,绝不能借媒体之手来干扰正常的司法工作。媒体工作者要客观公正得看待案件的审理裁判,传达信息。

  另外,由于现代网络的迅猛发展,网民之声通过不断地“贴”下去,竟能引发全国性的民声团体。现在网络之声对司法的影响逐渐上升。个人通过网络平台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相对统一的社会意见,表达了社会对某一问题或纠纷矛盾的解决方法和可接受程度,给司法工作一定的司考借鉴和引导。但是有时不正确的社会舆论则可能破坏司法工作的公正独立,损害法律本身的内在价值。这种现象在刑事领域比较常见,最典型的莫过于精神病人疯狂杀人案。若严格依法裁判则精神病人不应负刑事责任。若依社会观点,则许多普通民众绝不能接受这一结果,尤其是被害人。此种情形下,若坚持依法判决就需要司法工作人员的巨大勇气。笔者认为司法工作应以宪法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裁判。对于被害人一方应获得的赔偿应由加害人一方和政府买单,促使政府对这一特殊群体加强治疗和管理控制。此时可能会出现局部的舆论骚乱事件。但不能因为一时的一部分的民声而放弃长远的利益。通过司法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帮助共同维护精神病人、无辜受害者及社会的各方面利益,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否则因一时民意倾向而乱杀、滥杀必将给我国法治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司法工作必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论是坚持党的事业至上还是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谋利益。实现党的事业是实现人民利益的手段,建立独立、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工作机制又是实现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的最有力保障。因此,在中国的正确领导之下,我国司法工作必定本着宪法法律至上的理念,在具体的司法工作中寻求并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更好地服务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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